这几天李克强总理在德国访问，5月26日下午，李克强总理参观了位于德国勃兰登堡州的波茨坦会议旧址，并冒着小雨发表讲话。他指出，《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确定的原则，即日本必须归还窃取的中国东北、台湾等岛屿。
而日本有媒体认为这是暗指日本窃取钓鱼岛，对此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回应称，这是严重无视历史的发言，决不能接受。
1970年，首任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向犹太人的墓碑下跪，史称“华沙之跪”，不仅如此，德国人民诚然接受战后各项协议、并对于二战之错进行了深刻的忏悔。
德国法西斯主义给世界带来了灾难与梦魇，而德国的幡然悔悟则反过来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与德国态度截然相反的是日本，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轻描淡写地提到日本在战争中给中国“添了麻烦”，而此后，日本领导人与高层一再参拜靖国神社，民间右翼一度抬头，不仅没有对于日本曾经造成的伤害予以反悔，更没有弥合战后各国感情，相反，日本还在一次次往自己曾今造成的惨痛上撒盐。
同样是面对至深的罪行，为什么德国与日本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有鉴于此，我们需要反思，德国与日本这两个国度有何不同：
德国——最为理性的国度
我不是很懂德语，但是看到其一个词根之上可以产生几十个不同意义指向的词，就基本可以预断德语之准确性。要明确表述各种不同的意思，这就是一个力求理性的民族。
众所周知，从11世纪就已经逐渐开始，到15、16世纪逐渐达到高潮的文艺复兴，虽然造成文学、艺术的空前繁荣，但同时对于传统哲学造成灾难性后果——新思想虽不能形成气候，但是对传统主流思想从根基上予以撼动。
直到康德与黑格尔时期，西方哲学才再次形成主流体系——不仅遥继古希腊思想，吸纳两千多年来的各种思想精华，同时也面向未来之社会、自然。
当然，理性的进军最终动摇了上帝的地位——从康德与黑格尔之后，上帝逐渐地被从社会科学、自然学科、乃至于哲学分离出去，站成天际的一颗观照人类心灵的恒星。
康德理性的最后结果是，上帝的存在只是人理性的自然趋向，是一种幻相。在这种意义上，后人都说是康德“砍了上帝的头”。
由于理性的步伐过于急迫，整个哲学的根基也被撼动，事实上，从康德与黑格尔之后，自然学科与社会学科的飞速发展，将哲学远远抛在脑后，传统作为科学“统摄者”的哲学，成为和其他学科并列的一门学科——固守着传统哲学倒塌留下的残砖断瓦，苦苦经营着自己连一场小雨都经不起的建筑——如果这都能叫建筑的话。
黑格尔之后，理性在德国，还在向前发展。
就如同任何东西走到极端都会走向反面一样，理性作为人的一种能力最终在叔本华那里超越了人自身，就是“意志主义”。叔本华认为是最为主体性的生活意志在决定人与人的生活，而非相反。尼采将叔本华的“生活意志”变为“强力意志”，在“强力意志”面前，一切都只是被决定着，包括上帝。
尼采理性的最终结果是“上帝死了”。
理性的后果是，人成为理性搭建的强力意志的奴隶。
我们虽然不能从康德、黑格尔，到叔本华，再到尼采的理性发展路线，来观照整个德国的思想变化。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二战之前，“强力意志”已经成为了德国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同时，从理性一路走来的德国走到了一个时代的尽头，但是与理性相伴而来的情绪却还意犹未尽、乃至于更加浓烈，于是，走头无路的理性跟随情绪一起走向自己的反面——极度感性。
“强人”、“超人”、“德意志”、“日耳曼”这些概念已经不是客观概念，而是被感性与激情充实的主体具象与指导原则——是理性对象的直观化，也是感性直观的理性构造，是感性与理性滋生的孽障。
最为理性的德国，在理性的尽头成为最为感性与激情的国度。与中国文革时期内敛式的迷狂不一样的是，德国表现出的是变相外放式迷狂。
于是，德国被极度的感性驱使，疯狂地制造灾难······
终于，战争的失败给德国的激情降温···这个本来是理性的国度最终重回理性，当如梦初醒的德国面对自己曾今造成的灾难时，潸然泪下，幡然醒悟······
如果要问是什么让最为理性的德国点发并主导了二战，我想最为基本的就是，这是其理性发展到极端之后，转向了极度的感性与激情。而其战后诚恳的忏悔态度与创造的一系列让世人叹为观止的成就，则说明，这本来就是一个理性的国度——或许是地球上最为理性的国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