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一师的活动区域是苏中。1942年11月，时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的谭震林曾两次谈及苏中的财经工作：“苏中有着500万人口，1000万亩以上耕地，交通发达，工商业繁荣，比得上欧洲一个小国家。……还觉得钱不够用，有时还闹着恐慌；我们的战士还过着最低的生活待遇。……按一般水准说，全部收入应该能够养活全人口的3%（占当地人口3%的兵员），而我们却只养活着0.7%（这是当时兵员占当地人口的实际比例），还觉着有些困难，这还不是很明白的事吗？追究其原因固然很多，但主要的我认为还是思想方法问题和认识问题。我认为如果我们的思想中没有建立起‘重公轻私，艰苦奋斗’的正确认识，我们的财经工作始终是做不完美的。不管你的制度如何好、如何严，也不管你的办法如何多，结果不仅不能达到完全的目的，却可能造成一些不满意不团结的现象，事实上这些现象已经萌芽了。”
1941年6月30日，新四军四师供给部部长谢胜坤对四师两年来供给工作进行了这样的检讨和总结：“谁也晓得六支队（四师前身）是以百十人发展起来的，以极小的零散的游击队合编成游击兵团，部队是新的，当然各方面的工作也是新开展的，而供给工作也不能例外。当时供给工作有经验、有能力的不多，团营的供给工作也不健全，有的团队没有供给科处，营也没有军需员，上下级没有什么工作上的联系，供给领导机关由于干部少、组织不健全，工作没有开展起来。当时的军需处只是做些琐碎的工作，招呼发发司令部、政治部的灯油、木炭、办公纸而已，工作系统没有建立起来，没有组织性、计划性，制度更说不上建立了，因此部队中常常发生问题，如贪污腐化，浪费堕落，个别（人）携款潜逃。”
1941年7月10日出版的《真理》杂志创刊号，刊登了陈毅的文章《论建军工作》。这篇文章的中心是“为建立正规化党军而斗争”。陈毅毫不隐讳地系统分析和归纳了新四军存在的缺点，其中就有：只顾私人利益忘记革命利益的个人主义；生活上的腐化堕落，甚至干部开小差及个别叛变蜕化的严重现象；部队纪律要求不严格，忽视军事纪律、经济纪律等。
陈毅在文章中再次讲到了新四军的供给工作：“本军供给工作各部队并不一样，有的很好，已达到相当的高度，有的造成了良好的基础。然而有些部队，在这方面则十分落后，不仅浪费，贪污腐化现象也正在潜滋暗长，有些部队甚至相当严重。”
建立和完善财务制度
新四军对贪污浪费的治理，在1941年和1942年重点是建立和完善财务制度，比如审计制度。1941年4月7日，华中军分会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成立审计委员会：为确立经济制度，克服浪费，严防腐化等现象，决定在军政党委会下设立委员会进行审计工作。团以5人，旅、师以7人组成。各级审计委员会应有专门可靠的查账人员负责按月审计，终结一次，按级负责并对上级报告一次。
1941年8月22日，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在《关于四师进入淮北后之各方面工作布置报告》中，专门讲到了统一财政收支，建立金库系统与审计制度。“师设审计委员会，以张震兼主任，另设副主任，统一军政党经费收支之审查。”
再比如预决算制度，规定开支无论多少，均须事先做预算，经批准后方可动用。无预决算既不拨款也不报销。人马枪支数，一般允许有5%的预增数，军需方面允许有10%的预增数。决算须有经费计算表、材料消耗对照表、成品收支对照表。
此外，还有公布制度、领发制度、交接制度等。连队的伙食、办公、擦枪等经费开支账目，每月向全连公布一次。团级开支每季在干部大会上报告，并进行比较。
为了规范各级首长的财权，新四军在1941年专门成立了保健委员会：“在各师与独立旅、军直属队中成立保健委员会，对干部困难，遵照条例统由保健委员会解决，各级首长今后对此类费用开支立即停止批发之权。”
新四军还专门采取了一些措施，防止粮食浪费。陈毅在1941年的华中军分会会议上也讲到粮食问题：“本来我们决定以5万人计算1年需80万担粮食，南边12县50万担，北边盐城30万担。如果拿钱算起来要3000多万元，没有这样的税收。现在我们新四军、八路军几十万人，所以能维持的就是靠这个东西。可是另外又产生一个毛病，因为来得便宜，用就用得浪费。”
针对不严格执行粮食预决算制度、虚报多领、随意以便条领粮、随便买卖粮食、违反粮食兑换标准比例等行为，建立了粮食预决算制度和支领制度。有的部队规定粮食统一由师供应和发放粮票，有的部队设立了客饭证、马料证等，有的地区制作了提粮证。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些财务制度的建立和执行，只能是初步和一般的，贪污浪费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1942年2月，在华中局扩大会议上，新四军一师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在汇报中讲到一师的供给工作：“供给工作与从前不一样了，吸收了新人员参加供给机关，但管理工作不健全，对爱护公物不注意，对贪污浪费作斗争不坚决，供给部门本身领导最弱，如米袋、皮带等，扩充好了又没有了，服装也是无计划地补充，经常总不整齐，也没有什么统计，所以供给工作也不大健全。预决算制度一般都建立了，三个旅在供给工作方面好一点儿的是一旅，因一旅有一个团政治处主任在供给部当政治委员。”
1942年12月，粟裕指出：“过去的经费预算一般都造送了，但尚缺乏精确的预计，多则是预计太大，也有预计较少的以致预决算相差悬殊。而决算制度则尚不健全，既不能详加计算，也不能按期造送，甚至有半年不造送决算者。而粮食的决算则完全没有，因此使全盘决算无法造就。至于审计工作，近来虽有些进步，但也有许多弱点，不仅审计人员不懂实情，当减者未减，不当减者则减掉，使下面无法应付；同时又不能迅速审核完毕，发还原部，致使时期已过十天半月，尚未领到经费，增加下级困难，也促成下级乱行拉借，而扰乱了经费的支付。”
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财政部副部长的范醒之，当时是苏中行署财政处处长。1942年12月，他有一个关于浪费问题的讲话，也是十分痛切、恳切：
“1942年2月，苏中区举行财经粮食供给扩大会议。在大会会场上，我还记得有两条惊心动魄的标语：一条是‘贪污是政治上的死敌’，一条是‘浪费是变相的贪污’。如果说这两条标语有些过大的话，也是因为华中局给我们严厉批评‘苏中贪污浪费第一’和我们自己检讨看到贪污浪费实在严重所引起的反应。贪污的例证，举不胜举。……
“浪费变成一种满不在乎的普遍现象，成为一种颓风。苏中各部门中，每一个角落，都有这种颓风或多或少地存在。我认为这不仅是一个生活上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思想意识上的严重问题，是革命队伍里的腐蚀毒素，是思想行为上的病瘤，如果不把这种毒素洗清，如果不把这个病瘤挖去，会使我们整体、会使我们大局溃烂的。
“我沉痛地说一句，我们的经济纪律实在太差，一笔糊涂账，可以不负责；交代不清楚，可以不负责；损失公家东西，可以不负责；还有乱批钱，乱拨款，乱支钱，乱用钱，又可以不负责。……一谈到经济制度，有些人就会头痛，就会讨厌……没有纪律的保证，没有自觉的纪律，也就没有办法肃清贪污浪费现象。”
